(宜春师专政史系1993届毕业生)
袁振龙，男，江西万载人，宜春师专政史系1993届毕业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批学术带头人、首都综治研究所所长。
兼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中国犯罪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会秘书长。
其他社会兼职还有：中国东中西部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特约专家、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北京市西城区社会建设专家顾问等。
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与社区建设、社会治安、社会治理、应急管理、城乡结合部治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先后承担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等课题60余项。
已经出版有学术专著4部，合著3部，编著2部。先后在各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6篇，在其他学术期刊等发表各类论文、研究报告80余篇，撰写的研究报告先后获得北京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和批示6次。
部分论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红旗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党政领导干部文摘》和人民网、中国政府创新网、中国人事科学研究网等转载、摘编。先后接受过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和其他报刊媒体的采访。
先后受邀为中国保安协会、国家地震局，广东省深圳市，湖北省公安厅，辽宁省综治委，辽宁省大连市，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丰台区、怀柔区、房山区及部分街道办事处培训班授课。[1]
一、个人简历
1.1990.9-1993.07宜春师专政史系读书；
2.1996.9—1999.7在厦门大学哲学系学习；
3.1999.8—2000.3北京农学院；
4.2000.4—至今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其中2006.9—2009.6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二、主要社会兼职
1.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会副秘书长；
2.《首都综治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3.中国东中西部改革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4.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专家组成员；
5.北京社区研究基地成员；
6.北京市西城区顾问团成员；
7.北京市魅力社区评选活动专家组成员。
三、主要论著
（一）专著
1.《社会资本与社区治安》（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
2.《社区安全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
3.《社会管理与合作治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
（二）合著
1.《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新形势下党建工作热点难点问题研究》（党建读物出版社2002）；
3.《社区体制创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现代化视角的解读》（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5.《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
6.《北京城区角落调查：N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论平安奥运建设》（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8.《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7）；
9.《农民问题国际比较研究》（第一作者，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0.《天网：北京奥运社会面安保遗产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11.《首都社会管理发展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2.《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3－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三）编著
1.《法律进社区》（红旗出版社2003）；
2.《走进生活中的哲学》（中国书店出版社2006）；
3.《中国和谐社区建设：哈尔滨道里区建设经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
（四）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
1.《发展与代价》（2000，核心期刊）；
2.《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2001，核心期刊，《新华文摘》转载）
3.《关于社会中介组织的宏观研究》（2002，核心期刊，《新华文摘》转载）；
4.《发展出行文明，大力推进首都公民道德建设》（2002，核心期刊）；
5.《努力建构首都的出行文明》（2003，核心期刊）；
6.《以人为本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浅析》（2006，核心期刊）；
7.《驾驭市场经济能力评估与和谐社会建设》（2006，核心期刊）；
8.《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与以人为本》（2007，核心期刊）；
9.《社会资本与社会安全》（2007，核心期刊）；
10.《法律解决物业纠纷的运行逻辑》（2008，核心期刊）；
11.《北京白色污染治理对策研究》（2008，核心期刊）；
12.《社区参与和社区治安》（2009，核心期刊）；
13.《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治安状况的影响》（2009，核心期刊）；
14.《社会资本与社区治安的相关研究综述》（2010，核心期刊）；
15.《社区认同与社会治安》（2010，核心期刊）；
16.《全媒体时代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策略选择》（2013，A类核心期刊，《红旗文摘》转载）；
17.《社会服务管理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践与思考》（2013，A类核心期刊）；
18.《村庄社区化管理的犯罪学分析》（2012，第二作者，核心期刊）；
19.《社会安全事件应急预警能力建设初探》（2012，核心期刊）；
20.《治安防控的协同机制研究》（2013，核心期刊）；
21.《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四个维度》（2013，核心期刊，《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论点摘编，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人事科学网转载）；
23.《城市拆迁领域腐败问题治理对策研究》（2013，核心期刊）；
24.《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网络化治理的实践及对策思考》（2013，核心期刊）。
（五）普通报刊发表的部分论文
1.《科学技术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1999，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2001）；
3.《北京公共服务与社区服务研究》（2005）；
4.《多元合作，共享社区安全》（2006）；
5.《首都基层安全的综合治理体制研究》（2007）；
6.《中国武装押运业面临的风险、问题及展望》（2007）；
7.《社会治安的社会参与研究》（2008）；
8.《首都社会治安的治理变革研究》（2009）；
9.《 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形势与挑战》（2011，《党政干部参考》转载）；
10.《社区网络与社区治安》（2011，《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11.《提升市民防灾自救能力》（2011）；
12.《社区社会规范与社区治安研究》（2011）；
13.《当前防范群体性事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2011）；
14.《中国创新社会管理的五条对策》（2011）；
15.《实现三个拓展 充分发挥保安员在平安社区建设中的作用》（2012）；
16.《保安行业引进职业经理人的三条途径》（2012）；
17.《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构想与途径步骤》（2012）；
18.《社区安全防范的发展趋势及对保安行业的影响》（2013）。
四、主要研究课题
（一）参与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1．2004-2007年，参加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农民问题研究》（主持人：北京大学阎志民教授）子课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农民问题国际比较研究》。
（二）主持北京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1.2010－2011年，主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北京城乡结合部社区安全问题研究”（编号：10AbSH081）。
2.2012－2013年，主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一般规划项目“北京城乡接合部网络化治理研究”（编号：12KDB012）。
（三）参与北京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1. 2001-2004年，参加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规划项目“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新情况、新特点及对策研究”（编号：01BJAKD014，主持人：马仲良研究员）。
2．2003年，参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规划项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现代化视角的解读”研究（主持人：李贺林研究员）。
3．2003年，参加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重大调研课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规划项目“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对策研究”（主持人：王学勤）。
4．2009-2010年，参加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北京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研究”（编号06AaCS002，主持人：冯晓英研究员）。
5．2009-2010年，参加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一般规划项目“平安北京建设”研究（编号：09BaFX054，负责人：殷星辰研究员）。
6．2010年-2011年，参加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重大规划课题“十二五”期间促进首都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首都应急能力建设研究”（编号：09ZDA07，负责人：戚本超研究员）。
（四）主持或参与的院内课题
1．2007年，承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首都基层安全的体制创新研究”。
2.2007年，参加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首都平安区县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3．2008年，承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首都社会安全的治道变革研究”。
4．2009年，参加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北京奥运社会面安保工作研究”。
5.2009年，承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社会资本与社区治安”。
6．2010年，承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北京防范重大群体性事件研究”。
7.2010年，主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一般课题“社区安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8.2011年，主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一般课题“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经验研究”。
9.2011－2012年，参加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的媒体应对措施研究”。
10.2012年，主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北京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完善及提升研究”
11.2012年，主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一般课题“北京城乡结合部治理创新研究”。
12.2013年，主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首都社会管理法治化研究”。
13.2013年，主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一般课题“社会管理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分析”。
14.2013年，主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北京社会组织发展治理方式研究”。
15.2013年，参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大委托课题“北京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之子课题“北京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下的社会公共服务研究”。
（五）承担或参与委托课题
1．2006年，参加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北京市环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委托课题“北京市五环内112个行政村治理对策研究”。
2．2007年，承担北京市环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委托课题“北京白色污染治理对策研究”。
3．2007年，承担北京市环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委托课题“北京市单位自管房治理对策研究”。
4．2009年-2010年，承担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交办课题“北京信息咨询类公司治理对策研究”。
5．2008－2010年，先后参与北京市海淀区、通州区等委托课题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治安社会参与、平安海淀建设、刑事犯罪综合预防体系研究、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平安海淀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智慧新城社会管理模式研究等课题。
6.2009年，承担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信息化比较研究”课题研究。
7.2010年，承担首都综治办委托课题“创新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构建‘大综治’格局”研究。
8. 2010年9－11月，参与“深圳市宝安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课题研究，承担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研究课题。
9. 2011-2012年，主持首都综治办委托课题“北京地区拆迁领域腐败问题及防范对策”。
10. 2011－2012年，主持首都综治办委托课题“北京基层社区治理研究”。
11. 2011年5月至2012年4月，主持西城区招标课题“提升完善广安门外街道五星级和谐社区评估指标体系”。
12. 2012年，主持首都综治办委托课题“推广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13. 2012年，主持首都综治办委托课题“北京探索实践城乡结合部治理发展新路径研究”。
14.2013年，承担首都综治办委托课题“平安北京建设面临的形势与挑战”研究。
15.2013年，承担北京市委研究室、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委托课题“城市安全研究概述”。
16.2013年，承担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课题“道里区中心社区模式研究”。
17.2013年，承担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街道委托课题“2013年广外街道五星级和谐社区评估分析”。
18.2013年，承担北京市西城区招标课题“2013年西城区街道服务绩效外部评议分析”。
19.2013年，参与北京市维护社会稳定办公室委托课题“北京社会稳定指数研究”。
20.2014年，承担北京市西城区招标课题“西城区全响应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提升完善研究”。
21．2014年，参与北京市维护社会稳定办公室委托课题“首都稳定发展规律研究”。
22.2014年，参与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课题“朝阳外籍人口服务管理模式研究”。
23.2014年，参与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课题“朝阳突发事件案例分析研究”。
五、媒体采访报道
1.2006年7月10日，参加“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城市大家谈”节目点评。
2.2006年7月11日，参加“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城市大家谈”节目点评。
3.2006年7月12日，参加“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城市大家谈”节目点评。
4.2006年8月23日，参加“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城市大家谈”节目点评。
5.2006年8月30日，参加“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城市大家谈”节目点评。
6.2006年10月23日，参加“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城市大家谈”节目点评。
7.2007年9月10日，参加“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电台节目“魅力社区评选晋级评选”点评。
8.2007年9月11日，参加“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电台节目“魅力社区评选晋级评选”点评。
9.2007年9月14日，参加“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电台节目“魅力社区评选晋级评选”点评。
10.2007年9月16日，参加“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电台节目“魅力社区”点评。
11.2008年5月，接受《中华英才》采访。
12.2009年1月，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
13.2009年2月22日，接受新华社采访，《上海居委会老大妈也开始网上办公》（《瞭望》新闻周刊刊登）点评。
14.2009年8月31日，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国庆安保全面启动重点提防东突等威胁源》点评。
15.2009年9月28日，接受《新京报》采访，《房屋被群租收入倍增联合执法队开进小区治群租》点评。
16.2010年1月28日，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城乡接合部成贫民窟形象脏乱差管理近真空》点评。
17.2010年2月8日,应邀作为嘉宾到“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 参加“城市零距离”栏目讨论“蚁族的公租房”。
18.2010年4月，接受《中国财富》杂志采访，讨论“人均收入低于460元才能住公租房 标准激起千层浪”。
19.2010年5月19日，应邀作为嘉宾到“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参加“城市零距离”栏目“大兴区老三余村封闭式管理”。
20.2010年5月28日，接受“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电台”“城市零距离”采访，讨论“黑车治理下的思考，如何打通交通的最后一公里”。
21.2010年6月2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北京：百万志愿者勇当平安卫士》点评。
22.2012年1月20日，接受《新京报》采访，《首都综治委更名已有10余专委会增社会管理职责》点评。
23.2013年7月10日，接受《北京晚报》采访，《命案112起 破案率98.21%》点评。
24.2013年10月11日，接受《新京报》采访，《“枫桥经验”50年:重调解群体事件不派大批警察》点评。
25.2013年12月18日，接受《新京报》采访，《户籍改革须剥离户口福利特大城市是难点》点评。
26. 2014年6月，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采访，就“吓人的望远镜”发表看法，“晚间新闻”、“东方时空”等重播。
27. 2014年7月，接受正义网专访，就北京社会治理发展及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的研创出版回答了记者提出的9个问题。
六、对外授课服务情况
1.2007年9月14日，在重庆市为中国保安协会培训班授课；
2.2009年8月20日，在武汉市为湖北省保安协会培训班授课；
3.2010年11月26日，在北京市为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培训班授课；
4.2011年6月16日，在深圳市为深圳市宝安区政法委培训班授课；
5.2012年7月12日，在北京市为海淀区综治委培训班授课；
6.2012年7月17日，在北京市为西城区广外街道授课；
7.2012年8月8日，在北京市为海淀区花园路街道授课；
8.2012年9月16日，在山西省运城市为国家地震局培训班授课；
9.2012年10月16日，在北京市为海淀区田村路街道授课；
10.2013年4月25日，在北京市为丰台区综治委培训班授课；
11. 2013年5月23日，在北京市为西城区综治委培训班授课。
12.2013年8月8日，在大连市为大连市综治委培训班授课；
13.2013年9月26日，在沈阳市为辽宁省综治委培训班授课；
14.2013年10月17日，在北京市为东城区综治委培训班授课。
“城市病”凸显社会治理严峻态势
北京社科院专家析因献策
直播时间：2014-7-2 14:00:00
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社会治理法治化成为检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今年6月，北京市社科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3－2014）》，报告针对人口管理、治安管理、网络管理、组织管理及基层治理等社会治理议题进行深入剖析。报告特别指出，当下社会治理层面所涌现出的诸如“城市病”、“网络侵权”等难题，亟待化解。
7月2日14:00，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将受邀做客正义网，就上述社会治理难题给出基本判断和分析。敬请关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
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做客正
义网谈社会治理现状。
袁振龙赞同报复社会型犯罪
是“制度性缺陷形成的必然结果”
在袁振龙看来，北京“城市病
”凸显了首都社会治理态势的严峻性。
针对精神病患意外伤现状，袁振龙代表皮书
研创团队建议加大推进精神疾患者管控的立法进程
袁振龙与主持人合影
正义网：嘉宾已到，访谈即将开始。本期访谈由检察日报正义网记者林平主持。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本期访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袁老师，欢迎您做客正义网。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大家好！首先感谢正义网邀请我就“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及相关的议题与网友们进行交流。
主持人：袁老师，近日，《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3－2014）》针对过去一年北京社会治理状况、问题及成因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请您简述一下报告的背景和现实意义。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研创《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的背景简单说来有三点：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命题，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和目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作为北京市一个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这方面必须独立、理性的声音。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二是北京是国家首都，也是国际性大都市，也是我国城市化步伐较快、“城市病”暴露较早，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较为突出的一个城市。如何推动北京城市的健康发展，建设更加宜居更加安全的现代城市，是摆在社会科学界面前的一道难题。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三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就与社会科学文献社一起率先推出了第一本地方经济蓝皮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之后，“北京蓝皮书”系列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经扩展到8本。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客观地讲，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的研创和出版有这样几点现实意义：一是初步提出了社会治理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治理领域研究的深入。《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作为我国第一部针对社会治理领域的发展报告，率先对社会治理进行了较系统的探索，结合我们多年来的思考与研究，我们决定将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比较关注的人口管理、治安管理、网络管理、组织管理及基层治理等五个方面，并组织了28篇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二是直面了很多现实社会问题，有利于推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体现了我国社会建设的滞后。如何更加清楚地认识各种社会问题，分析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探寻治理社会问题的办法和对策，这是摆在社会科学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往学者们的研究多通过学术期刊发表，属于小范围传播，对社会的影响相对有限。
主持人：今年5月30日，北京10·28暴力恐怖案件(注：指10月28日金水桥汽车冲撞事件)一审宣判，3名嫌犯被判死刑。此前，国内相继经历了昆明火车站3·1、乌鲁木齐5·22暴力恐怖袭击案。有专家认为，当下中国已进入“全民反恐”时代，反恐立法也正呼之欲出。您如何评价当前社会治理态势，作为首善之都又面临着怎样的形势？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我个人认为，可以用“严峻但充满希望”来概括当前的社会治理形势。暴力恐怖事件的频繁发生，有着十分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国际国内因素，充分反映了我国当前严峻的社会形势。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甚至十分突出的一些问题，是我国经济改革、社会转型、城乡建设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尽管问题的出现是必然的，但我们必须看到，社会问题的数量和表现形式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可能会有所差异。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过的道路和历程，时间短，任务重，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地区差异大、人口数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当然这也是我们特别忧心的地方。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从另一个方面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我们的各种社会问题，并提出各自的治理方略，这就是“严峻中存在着希望”。党和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探索创新，并将提出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在社会治理领域，党和国家也将继续出台更多的举措，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信心。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要以高度的责任感积极主动在参与到社会治理工作中来，主动地关心社会问题，积极推动中国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避免中国社会滑向不好的方向。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在上述背景下，首都北京也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治理困境，必须承认，一些问题处理起来确有一定的难度，“城市病”的发生就是各种问题突出的体现。北京在发展过程中，既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也在不断地生发着许多新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及时关注并予以解决；同时，作为国家的首都和国际性城市，北京既有不少内生性的本地问题，也有不少外源性的社会问题影响到北京。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但总体上讲，这些问题都处于可控的程度，党和政府对这些问题都十分了解和掌握，正在努力地解决问题，其中不少问题正在逐步的解决之中，而且发生社会问题的土壤正在得到有效的改变和改善。当然，在未来时期内，北京社会治理工作依然任务繁重。
主持人：《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3－2014）》表述认为，当前发生在我国的报复社会型犯罪是“制度性缺陷形成的必然结果”。在您看来，如何才能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开出治理良方？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我赞同当前发生在我国的报复社会型犯罪是“制度性缺陷形成的必然结果”这一结论。如何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已经从五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治理对策。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一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预防报复型犯罪的根本，要从法律和情理两个方面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二是建立健全心理疏导机制是减少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保障；三是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公共安全建设是堵截报复社会型犯罪的重要途径；四是及时公布权威信息是平复社会恐慌的镇静剂；五是加强被害预防是减少自己成为无辜受害人的重要途径。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二点：一是社会政策从制定到执行的各环节要尽可能地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是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的根本措施，如果我们的政策出台或政策落实时就有不合理的地方，恐怕我们就很难指望它会产生合理的结果；二是重大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仅要着眼于评估重大项目的现实社会稳定风险，更要从更高的层次引导和推动社会公正，扩大社会参与，投资社会资本，重建社会信任，从而使重大决策的出台、重大项目的推出，既能使社会得到最大的利益，民众又不用遭受损失或尽可能地不损害民众的利益，通过不断地努力逐步减少并消除民众的被剥夺感，从而实现利益的融合，共识的培育，培养良性的社会心态，重建社会规范，恢复社会秩序，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主持人：过去一年间，北京发生了一些社会关注的重大治安案件，如北京朝阳大悦城7.18伤人案、西城马连道家乐福7.22精神病人伤人案、大兴7.23摔女童案等。此外，近年来，国内多地还陆续爆发了由外来务工人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京温商城事件”成为典型事件，发人深思。根据您的研究，首都北京在社会管理制度和社会服务模式创新上有何经验借鉴和教训。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在社会治理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和特征。一是首都社会治理工作坚持党委领导，体现出很强的政治性，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二是首都社会治理工作坚持政府负责，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具有丰富的实践基础。三是首都社会治理工作坚持社会协同，体现出独特的社会性，具有广阔的社会基础。四是首都社会治理工作坚持群众参与，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具有扎实的群众基础。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不过，北京社会治理工作也有一些深刻的教训值得记取。一是北京城市发展一直处于“理性”与“利益”的纠葛之中，“利益”的力量往往占据上风，导致北京城市发展规划难以完全落实，没有摆脱“摊大饼”的命运，导致今天北京“城市病”集中爆发，积重难返。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二是一些政策的连续性不强，比如房地产政策、产业发展政策、人口管理政策、公共交通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等等，导致北京集中了过多的城市功能和资源，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城市的吸引力，在北京周边地区产生了一个贫困带，“大树底下不长草”，制约了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三是由于财税体制的制约，导致区县之间的竞争，一些地方竞相突破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引进并不适宜在北京发展的一些产业和项目，进一步加剧了北京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剧了北京的“城市病”。
主持人：前述报告还说，2013年北京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工作呈现诸多亮点，北京社会矛盾总体有所缓和。在此期间，北京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第三调解室、重大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多样的化解机制可谓功不可没。不过，从报告中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近年来，民间纠纷的“调解成功率”呈现下降趋势，这是否意味着在化解矛盾上还有亟待完善和规制之处？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十分感谢你，你看《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看到十分细，总报告确实提到北京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工作的亮点，在另一篇分报告中提到了“调解成功率”有所下降。首先，社会矛盾的化解是一种“末端”的治理，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后才开始介入，因此，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数据说明，调解成功率从2008年的93%下降至2011年的87%，尽管调解成功率确实有所下降，但下降得并不多，调解成功率总体上还是较高的，恰恰说明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工作的成效很大，因此，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工作的全面推进与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率的下降并不矛盾。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事实上，报告的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率的下降反映的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金字塔”结构，即大多数社会矛盾纠纷只要我们高度重视，认真听取矛盾相关方的意见建议，总能找到化解的渠道和方式，这就是大多数社会矛盾纠纷随着北京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工作体系的完善得到了很好的化解，但一些难度较大的社会矛盾由于解决难度大长期存在，但这种矛盾总体上占少数，这些矛盾的解决有赖于中央或上级政府完善或出台政策。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概括起来，一方面，解决难度大的社会矛盾因为难以解决、难以化解往往呈现出“重复访”的趋势，导致这些复杂社会矛盾纠纷越积越多，在现存的社会矛盾纠纷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工作的不断推进，很多社会矛盾在基层社区和单位就得到了较好的化解，但由于化解工作的分散性难以完全纳入统计，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调解成功率”的数据有所下降。我们要看到，一些社会矛盾产生的社会背景十分复杂，经历的时间长，政策调整变化大，往往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解决起来确有一定的难度。不过，我相信，随着相关政策的完善或出台，这些社会矛盾也会逐步得到解决或缓解。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报告还着重对虚拟社会法律规范问题提出具体建议。今年4月，“秦火火”案件备受外界关注，此案成为两高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来，官方打击网络造谣首案。当下通过法律来规范网络失范行为还面临哪些困境？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客观上讲，信息技术发展很快，应用更加迅速，我们对虚拟社会的认识往往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还把握得不够清晰，因此，虚拟社会的法律规范总体上处于滞后状态。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首先，我们的法律工作部门和法律工作者对信息技术的了解有一个学习和消化的过程，特别是对虚拟社会存在的问题有一个认识和了解的过程，因此研究制定虚拟社会法律规范的工作与现实生活中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相比，显得迟滞，因此，我们经常不得不针对虚拟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依靠司法解释或临时性立法来加以规范；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其次，信息技术的开发应用带给社会公众广泛的便利，信息技术提供商在市场中不断地攻城掠地，扩大市场份额是每一个互联网企业和信息技术企业的首要目标，相应的，对于互联网的规则，大家关注反思得还不够多，投入的力量极为有限，所以往往导致虚拟社会的问题迅速扩大。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第三，法律规范是一个相对静止的规范，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相比，虚拟社会领域的法律规范不仅处于缺失的状态，即使我们能够制定出比较完善的虚拟社会法律规范，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能发现，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社会已经出现新的违规与失范行为，因此，法律规范永远处在一个追赶的状态。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不断跟踪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和应用，及时了解和掌握互联网发展的最新动态，随时对互联网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完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努力倡导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从业人员的自律与互律，不断规范虚拟社会的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与互联网法律规范相配套的互联网自律规范。
主持人：我们都在说网络是把“双刃剑”，您如何看待虚拟社会的两面性。请您结合时下热议的网络反腐话题做出解读。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既让我们分享了信息技术带给人类的福祉，同时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着不安全感的社会。信息化社会下网络民意的表达更加畅通，网络监督无处不在，网络民间舆论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与时俱增。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一方面，互联网的出现，让普通的民众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监督权，更加便利民众监督政府。人们常常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互联网的出现正是这样的“反腐阳光剂”，它更加便利人们对政府和官员进行监督，从而促使政府和官员更加谨慎地行政和行为，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清明。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也需要对自己在网络上的言行负责。这也警醒每一个网民，尽管我们可以隐身于网络，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但我们的社会责任也在增加，不可能只有权力没有责任，正如不可能只有责任而没有权力一样。我们必须对自己在网络上传播的信息的真实性及其法律后果负责，所以我们要更加谨慎地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
主持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网络问政已经形成的一种网络现象，且日益成为民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重要舆论阵地。一边是炙热的民间网络反腐，一边是官方推行的网络问政，在您看来，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哪些亟待完善之处？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畅通的政民沟通渠道，这是互联网带给现代社会的一大福利，也是中国社会的希望所在。网络不仅让社会更加透明，信息传播更加快捷，而且让政民沟通的渠道更加多样。以前，政府要了解民众所需所想，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党员干部一旦脱离群众，政府的决策和服务管理就可能脱离实际。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同样，以往，民众要向政府反映情况或问题，找政府办事，往往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被当作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现在有了互联网，在传统的群众工作方法基础上，政府与民众有了更加平等的沟通联系渠道，且互联网的快速传播性要求政府必须迅速对民众的需求做出反应，限时反馈结果，履行好为人民服务的职责。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如果政府反应过慢，或反馈不及时，“政府不作为”连同初始的问题就可能一起在网络上“发酵”，酿成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令政府难以承受的后果。这实际上要求政府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要求和标准，提高工作效率，实行扁平化服务管理，及时对民众反映的问题和需求做出快速高效的反应。
主持人：据了解，此次报告还特别关注了精神疾患者管控立法现状的问题，尤其是针对北京近期发生的精神疾患肇事所反映出对非京籍精神疾病患者管控的“真空”和对京籍精神疾病患者管控的部分“失效”的问题。请您阐述对精神疾患者管控的立法思考。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精神病患的管控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思考，特别是在当前大流动状态对容易肇事肈祸的精神病患者如何进行有效的管控，避免精神病患者伤及无辜，显然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范。精神病患者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更多关注，需要我们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很显然，没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要做好精神病患者的服务关爱是不可能的。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家庭在精神病患者的管控方面究竟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既不能将家庭在精神病患者管控的责任无限扩大，也不能无限缩小。从完善立法的角度看，有几点思考值得关注。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一是对精神病患者能否实行分级分类的精细化管理，进一步细化精神病患者的分级分类标准和操作化规范，以便于基层操作和实施；二是进一步明确精神病患者康复治疗的责任主体，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卫生部门、家庭、单位和社会，各个主体在精神病患者康复治疗中的责任和义务分别是什么，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不论哪个主体，违反了相关规定就必须受到怎样的惩处，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三是明确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的实质条件，便于相关机构依法依规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医疗，以防容易肇事肈祸的精神病患者脱离有效的管控，甚至形成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四是一定要探索向专业的医疗社工机构购买专业服务，建议由专业的医疗社工对精神病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康复和照顾服务，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刚刚起步，需要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专业社工机构共同努力。通过各种努力，尽可能让精神病患者得到良好的照顾和治疗，尽可能减少精神病患者肇事肈祸的概率。
主持人：好的，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访谈。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副所长）：谢谢。
正义网：今天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关注。